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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化
  時間:2009-2-17      來源:光明日報    編輯:pingchuan【字體: 】【收藏】【關閉

何兆武 1921年出生,1939年入西南聯大,先后就讀于土木、歷史、哲學、外文系。1956年到1986年為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曾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1986年以后,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西方思想家的學術經典20余種。著作先后結集為《歷史與歷史學》、《歷史理性批判論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論》等。

■主持人開場語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實現繁榮富強和共同富裕。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反抗壓迫與侵略的斗爭綿延不絕;另一方面在科學和思想上也從沒停止過追求進步擺脫落后。今天我們請清華大學著名教授何兆武先生來談一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化的問題。“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天是過去的延伸,也是未來的起點。無實力無以言尊嚴,不變革無以圖自強。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五十多年來所進行的持續不斷的社會變革,已經使中國和中國人具有了嶄新的面貌,并將在開拓和創新中成為真正的巨人。

      在開始今天的演講之前,首先要向大家道歉。因為身體的原因,我沒有精力準備很詳細的材料,疏漏和不足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我要講的內容大概分兩個部分,前一部分講中學和西學,后一部分講近代化。現代化和近代化這兩個名詞是一樣的,都是modernization。中學,大家知道沒有非常明確的界定,不過傳統習慣上它包括中國幾千年傳統的文明,一直可以算到19世紀為止。19世紀以后,中國開始正面地、大規模地跟西方的學術思想接觸,這些學術思想當時就簡稱為西學。下面我講的是自己個人的理解。

      左圖為民族資本家張謇創辦的工廠內的織布機,右圖為江南機器制造局翻譯處的翻譯人員。在中國近代史上,西方的技術和科學逐漸被人們接受并學習。

左圖為林則徐畫像,他在近代中國開創了向西方學習的新風。

      右圖為張之洞像,他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在近代中國影響極大。

一、中西學術之爭的歷史背景

      先說一下中學。大家都知道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古國。這個文明古國幾千年以來形成了它一套行之久遠的而且深入人心的學術和思想體系。這個體系簡單地說就是以孔子的儒學為中心的一套道德系統和意識形態,這個我們稱之為中學。

      18世紀的時候,英國依靠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成為世界上的第一個超級大國,那時候中國依舊閉關自守,自視為天朝上國。當時英國派了一個使臣到中國來見乾隆皇帝,要求通商。乾隆皇帝的答復是,我們中國是天朝上國,什么都有,允許你們來中國通商是天朝上國的恩賜。中國是天朝上國,別人都是落后的蠻夷,這種心態我想當時不僅僅是皇帝一個人有,大多數中國人可能也都有。

      1840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這對于中國是非常大的打擊,這么一個天朝上國怎么被一個“蠻夷之邦”打敗了?當時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開始反省,覺得西方堅船利炮比我們厲害,所以以后要對付洋人就要師(學習)洋人的長技,也就是吸收西方比較高明的技術跟他們打。這是中國思想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人們不再認為中國原有的思想文化是高人一等的,中國還需要學習西方的技術。

      當時少數比較敏感的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可以說是很新的觀點,就是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所學習的知識,都是三綱五常,這是中學,它的統治地位是不能動搖的,但是要輔之以西方的技術。在此以后,相繼有一批人持這樣的看法,他們是最早的“洋務派”,認為不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是不能立國的。所以后來就有了江南制造局、馬尾造船廠以及同文館這些機構。這以后,人們又認識到搞技術必須要有科學基礎,可以說人們的認識又進了一步。當時具體地說就是學習數理化等知識,就我看到的材料來說,在19世紀60年代,有一個中國人李善蘭,是北京同文館的數學總教習,相當于今天的數學系主任,他第一個把牛頓的經典力學體系,也就是近代的科學體系介紹給中國,這已經比西方晚了兩個世紀。這反映了當時中國已不僅僅學習西方的技術,而且還要學習西方的科學。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中學與西學之爭,究竟應該學習中學還是應該學習西學,或者兩個都學。主張學中學和主張學西學的兩個陣營互相辯論也好,競賽也好,都是跟當時的政治和社會背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自從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又接連打了敗仗,中國越是打敗仗就越要強調學習西學。半個世紀以后到1894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被日本打敗了,這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因為日本過去被中國看作是一個藩屬國。當時中國的知識界認為日本經過了明治維新,在制度、文化各方面都學習了西方,即所謂“脫亞入歐”,所以才把中國打敗了。因此4年以后,也就是1898年中國出現了戊戌變法。應該說戊戌變法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進了一步,變法者主張中國不能只學西方的科學和技術,因為科學技術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不能脫離整個社會制度而獨立,一定要有一個與之配套的社會制度。所以當年康有為領導的戊戌變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訴求就是我們也要有議會,“通上下之情”。后來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是它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戊戌變法失敗以后,中學和西學之爭并沒有停止,一直還在爭。爭到幾乎當時所有的中國知識界或思想界、學術界都參與了這場大論戰。后來清朝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寫了一本書,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就是我們中學也要,西學也要,但是以中學為主體,同時借鑒西學作為應用手段、應用技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口號很流行。有一點需要說明一下,我們用一個詞語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它的語境,它是在什么情況下提出來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提出來的時候,一些傳統體制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因此提出這個口號,主要的目的還是要積極維持中學,是要為中學鞏固地盤。我們不能看一個詞語的表面意義,還要看到它的內涵,它背后實際的意義是什么。它實際的意義是維持中學正統的地位,那就是三綱五常,對于皇帝效忠這是天經地義,是絕對不能動搖的,兒子對老子的孝這是絕對不能動搖的,這是傳統的“封建道德”,也就是封建的體制,這個體制本身是不能觸動的,但在這個基礎上也要學一點西方的學術,作為應用。

      后來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成立了民國政府,這表示中國當時的主導思想不僅僅是在科學技術的層面上,而且也在政治體制和社會的層面上開始近代化了。也可以說近代化不再僅僅局限于科學技術的層面,而且上升到政治社會的層面上來。不過這個近代化的思想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后來袁世凱當了大總統還不滿足,要做皇帝,他沒有當幾天皇帝就被推翻了,這表示中國人民不再接受傳統的帝王專制的制度。再過了幾年發生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可以說是一場啟蒙運動。我們知道西方近代化也是經過一場啟蒙運動的,18世紀法國大革命也經歷了一場思想啟蒙運動,啟蒙運動最核心的思想也就是要求自由和民主。

      有兩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大家如果有興趣不妨讀一下。一個是美國《獨立宣言》,我們知道美國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1776年美國爆發了革命,把英國打敗了,建立了一個近代化的國家,就是美利堅合眾國。還有18世紀末的法國革命,也是把專制王朝推翻了,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當時也有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就是法國的《人權宣言》。《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里面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和民主,這個運動我們叫做啟蒙運動。中國五四運動就是中國的啟蒙運動,就是要在大家思想上確立科學和民主是當代的主潮。凡是反科學、反民主的,都應該讓路。

      五四運動可以看作是新學和舊學斗爭的高潮,而且新學方面取得了勝利。可是這個勝利并不徹底,因為舊學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還沒有退出歷史舞臺。這時候馬克思主義開始傳播到中國,當時反馬克思主義有一條最振振有辭的論據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提出國情特殊論來。當時馬克思主義者怎么反駁的?他們說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不論是哪個國家,真理總是大家普遍接受的,例如不能說一國的數學2+2=4,另一國的數學就是2+2=5。那時中國實際上還是軍閥統治的時代,統治各個地方的軍閥理所當然要維護舊學,說穿了就是維護他自己的統治權,你們犯上作亂是不能容許的,要求自由民主就是犯上作亂,這是不能容許的。

      當時國內也有各種不同的思潮,一種思潮是繼承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民主的思想,還有一種思潮就是馬克思主義,當然其他一些如無政府主義也流行了一陣。還有一些保守派或頑固派,比如北京的宋哲元,他是西北軍的,提倡尊孔讀經,用這個東西來對抗近代化的思潮。不許人們犯上作亂。新思潮會破壞中國傳統,所以他要反對。還有廣東的陳濟棠,他號稱天南王,山東韓復渠、南京戴傳賢都是尊孔讀經,所以當時全國有一股尊孔讀經熱,實質上都是反對近代的啟蒙思想的。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有10個教授發表了一篇宣言叫做《中國文化本位建設宣言》,宣揚中國以后的文化建設要以中國為本位。以中國為本位是什么意思?就是抵抗從西方傳來的近代化的思潮,包括啟蒙運動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思想。如果這些思想流行了,當時統治者的專制就會受到很大的沖擊,所以一定要反對這些東西,一直到解放戰爭的時候都是這樣。這是中國的近代化的中學、西學之爭背后的政治動機。一直延續到40年代,也就是解放戰爭前葉,有人贊成全盤西化,也有人贊成保存國粹,不過我們看文字的時候,要考慮文字的語境,一句話都是這樣說,但是它所針對的對象不同,語境不同,所以它的內涵也不同。

      所謂中學它主張的是什么?就是主張不要動搖中國原來傳統的社會政治制度。所謂西學是指什么?不光是指學習從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而且還有西方近代化的社會、政治體制,這是中學與西學爭論的實質。

      

上圖為中國第一家外商電訊機構——大北電報公司的發報間,

下圖為清末年畫上海新造鐵路火輪車開往吳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外國先進的技術不僅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而且也改變著傳統觀念和意識。

二、怎樣看所謂中學西學之爭

      解放后有一個時期中學、西學之爭好像比較少了,我以為這個問題應該已成為過去,無所謂中學、西學之爭了。中學不代表真理,西學也不代表真理,中學有正確和謬誤,西學也有正確和謬誤,所以這個問題應該不成其為問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學、西學之爭又冒了出來,我不知道當時所爭論背后的具體問題是什么,它的語境是什么,內涵是什么。按我個人的理解,學問作為知識來說,無所謂中西之分,而只有正確與謬誤之分,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先后之分。

      例如畢達格拉斯定理,中國古代的數學家也發現了,我們不能說這個定理是中學,不是西學,或者反之,是西學而不是中學。再擴大一點,比如說幾何學。我們在學校里學的都是歐幾里德的幾何學,歐幾里德是希臘的數學家。中國古代沒有幾何學,是明朝末年天主教傳教士把歐幾里得幾何學傳到中國來的。但是并沒有理由說幾何學就是希臘學,盡管歐幾里得是希臘人,而且嚴格地說幾何學起源也不是希臘,而是埃及。你也不能說幾何學是埃及學,它是全世界人類共同的財富,雖然在某個歷史點上它最早出現在埃及或希臘。

      像這種的例子太多了,再隨便舉一個例子,比如中國古書《周禮》就有記載,一個輪子長度和它的直徑比例是3:1,在西方也有這個說法,我們不能因為中國最早有這個說法就說它是中學,也沒有理由說這一發現最早是在西方出現,我們就把它叫西學。只要你會做車輪,經過長期制作的經驗就會得到這樣一個知識,就是車輪的長度和直徑的比例大約是3:1的關系,這個數據可以不斷寫下去,這無所謂中學還是西學。這個規律總會最早被某個人發現,可是不能說他就有獨占權、壟斷權或者專利權。真理作為人類普遍的知識,并沒有專利權,哪個民族都沒有專利權。雖然它因為某種原因,在某一個地方被某個人最先發現,但那是由歷史的條件所制約的,并不能說這就是什么民族或什么人的專利。我們知道近代最偉大的科學發現就是牛頓的體系,這是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用的體系,雖然它有一定的范圍,可是我們基本上還在一定的范圍用牛頓的原理。牛頓是17世紀末英國人,但是我們不能說我們經典物理學就是英學。我們知道,牛頓體系最大的成就不是在英國,而是在18世紀的法國,法國出來一批優秀的物理學家,他們叫分析學派,他們把牛頓的體系發揚光大了。而且這里還有法國的百科全書派,他們對于啟蒙運動、對于法國革命有非常大的貢獻。科學也必然也會影響到政治,所以這一點并不稀奇。我們沒有理由說牛頓體系是英學,也沒有理由說經典物理學是法學。我們知道全世界物理學家都做出了貢獻,包括中國的物理學家也做出了貢獻。

      科學追求真理,真理是普世的,它不局限于某一個民族。不僅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亦然。馬克思是德國人,但是我們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是德學。我們今天學習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說我們學的是德學。馬克思晚年是在英國度過的,他的著作是在英國寫出來的,同樣我們也不能說馬克思理論就是英學,那僅僅是由于某種歷史條件,使得這種學問最初出現在這里,并不是說這是你的專利,別人就學不了,或者是學也學不好。很多年前我聽一個前輩數學家講到,代數學里的三次方程是中國的貢獻,他說元代中國人對三次方程就有非常了不起的理解,那時候西方還沒有。當時黃河泛濫,泛濫的時候就要筑堤防洪,筑堤一個土方就要有長、寬、高3個維,這就發展了三次方程。但我們不能說這就是中學,因為這個知識西方也可以有。意大利兩位代數學家發現了三次方程、四次方程的通解,我們也不能說這個通解就是意學。所以科學應該是人類普遍共同的財富,不是某一個民族、某一個國家的專利。

      所謂的“仁義道德”就只有中國傳統文化中才有嗎?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被看作是自由主義的圣經。亞當斯密是主張自由市場的,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學說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叫作曼徹斯特學派,但這并不是曼徹斯特的特權,也不是英國的特權。一直到今天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的理論還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學校學習,你要研究自由市場就要學習亞當斯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出發點是假設人的自私,每個人都追求自己最大的利潤,這構成一個市場,有一只看不見的手,這只手在操縱市場。其實亞當斯密并不是一個專門宣傳自私自利的人,他的自由市場是假定你在自由市場里面,那么經濟的規律就是這樣的。但是亞當斯密本人是一個倫理學的教授,他在曼徹斯特大學是教倫理學的,是講道德學的,《道德情操論》就是他當年的講稿,現在也有中譯本了。所以不能一提自由市場就只是唯利是圖,西方也不光是唯利是圖,亞當斯密其實也是在講倫理道德的。又如近代古典哲學大師康德,他的第二批判是實踐理性批判,就是講道德的。西方也不是不講仁義道德的,當然也有不講仁義道德的,中國幾千年講仁義道德,但看魯迅寫的《狂人日記》,什么仁義道德,背后都是血淋淋的“吃人”兩個字。學就是學,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所以中學、西學之爭,爭的乃是背后現實的利益,而不是學術上的真理,學術上的真理不分中西,無所謂中學、西學。

      這一點也許我的想法不太合時宜,也許有很多人不接受這一點,但我的看法是:學作為學問或學術來說,無所謂中西,只是有先后,有精粗,有高下之別。比如說康德講的道德和孟子講的道德相互可通,孟子講義,康德也講義,可是康德講的義比孟子更深刻。原因很簡單,康德是18世紀的人,那個時代后于孟子的時代,所以應該比孟子寫得更深刻一點。所以我們說學有精粗之分,也有高下之分。比如說牛頓的體系,我們說那還是古典體系,現在的物理學體系比牛頓又高出一個層次,現代的許多原理是牛頓預料不到的,牛頓都是決定論。大家一開始學的都是初等的,然后可以學高等的,再進一步還可以有更高的,所以學問有高低之分,有精粗之分,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古代西方認為全世界的東西,都是四鐘元素構成的——土、水、火、氣,中國學說則是五行——物質世界都是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構成的。有的中醫理論就是用這種理論來解釋的。學問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正確與錯誤之分,但是誰先進就學誰的。任何學問或知識都不是某一個民族先天所獨有或后天獨占的。不論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或者是自然科學,都不歸某一個民族壟斷,某一個國家壟斷。

      在這方面人們的任務就是要善于學習先進的東西,可是在這一點,由于當年的統治者的愚昧,所以中國大大晚了一步。在19世紀90年代,中國有一個杰出的思想家叫譚嗣同,譚嗣同是參加戊戌變法的,后來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頭,譚嗣同寫了《仁學》,他把“仁”作為世界的本質。他說仁統天地,仁統宇宙,仁就是世界的本體。我們知道19世紀以前,科學家們都認為宇宙有一種東西叫以太,它是彌漫在全宇宙無所不在的,它是普遍的介質。譚嗣同就把這個觀點拿來,說仁就是以太,是彌漫在世界上無所不在的。19世紀70年代,就有兩位科學家反復做了實驗,證明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謂的以太,以太是一個假觀念,是一個偽觀念。像這些觀念,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仁”是中國固有的,“以太”是從西方搬來的,你說譚嗣同的《仁學》是中學還是西學?

      在17世紀以前,西方還有一個信條,叫做“自然畏懼真空”,即大自然是懼怕真空的,所以大自然沒有真空,但是后來科學家們進行了實驗,證明真空是存在的,就把過去錯誤的信條給打破了。過去無論是在中方還是西方都有一個觀點認為日月星辰都是圍繞大地旋轉的,這也符合我們眼睛看到的事實,因為我們日常的生活就是每天看到日月星辰圍繞大地轉,大地似乎是不動的。但是經過哥白尼的革命之后,大家接受的則是大地也是動的,大地是一個行星,是圍繞著太陽轉的。人們的傳統觀念隨著對事物認識的變化是可以變的,所以不能說古代的人對于宇宙的看法就是不科學的,因為它符合當時的生活經驗。

      科學知識是不斷進步的,所謂學并沒有中西之分,也沒有誰戰勝誰的問題,科學本身可以有正確和錯誤、精和粗、高和下的分別,高的可以囊括下的,比較精細的要代替相對粗糙的,真正的科學的東西要代替偽科學。可是真正的科學也在不停地變,因為科學技術是在不斷進步的,新的科學技術又把原來舊的代替了,我們對于科學應該是動態的觀念,而不是靜態的觀念。我們如果向北走就可以走到北極,因此我們知道北極在哪里,但是真理在哪里,好像還不是那么簡單,不能說朝著真理走就可以找到真理,因為我們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不能說目前的真理就是俟諸百世而不變的。我們知道牛頓體系曾經也被認為是不可動搖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同文館的教習李善蘭在介紹牛頓體系的時候就說牛頓的體系是鐵案如山。而現在看來牛頓的體系也不見得就是鐵案如山。現在無論是誰的理論也不見得就是鐵案如山,但是也不意味著就沒有價值,正如我們并不認為牛頓沒有價值,牛頓還是人類最大的科學家,但是我們可以超過他。

      至于今天中學和西學之爭所爭的實質問題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所以我不敢下一個結論。不過如果作為純學術來說,我覺得并不發生中學和西學的問題。老一輩的人為了方便起見可以這么說,其實中學有中學的所指,比如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絕對不能違抗,當時是有其具體的內涵的。我們今天的具體內涵是什么,這一點我不太知道,所以我只能從理論上說我不同意中學和西學的分界,說哪個是中學,哪個是西學。因為某些學在某些歷史條件之下可以在這個國家最先發生,這并不應該成為有中學、西學之分的理由。

希臘哲學家阿基米德發現了杠桿原理和比重原理;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提出了落體定律;英國物理學家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新西蘭物理學家盧瑟福發現了原子核(從左至右)。

康有為和他的《大同書》手稿

嚴復和他的《天演論》手稿。在甲午戰爭以后,中國人開始注重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

清朝最后一次科舉考試的“金榜”

京師大學堂章程。從近代開始,中國的教育體制也在向西方學習。

三、近代化的歷程

      人的意識和具體的物質生活條件是緊密地相結合的。在人類沒有文明以前,叫做史前史。史前史的人類生活是完全跟著自然規律的需要走的,完全服從于自然。當然今天也服從自然規律,不過我們可以使自然規律為我所用,為人們服務。但是古代的游牧生活,是不安定的,人的生活和動物的生活差不多,是完全依靠于自然的,人吃的東西、住的地方都是自然的。比如,一個人鉆到山洞里去住,或者是把動物的皮剝下來披在自己的身上,這完全是靠自然的恩賜。這種情況下沒有我們所說的文明,我們所說的文明是指什么?是人類有了創造,可以改造自然,這一點是最重要的。人類從自然狀態進入文明狀態,其中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農業,有了農業人類才能定居,有了農業人類生活才有保障。只有當人類的生活有了比較安定的保障以后,人類才可以創造文明。于是人類創造了文字,文字是人類文明最重要的標志。

      我們知道所有的物種,包括狗和馬這種非常聰明的物種,它們的生活都是簡單地重復上一代的,沒有進步。我們今天的馬比一千年前、兩千年前的馬沒有進步,可是今天的人比一千年前、兩千年前的人的生活卻有很大的不同,一千年前、兩千年前的人絕對不可能有現在的條件。為什么?因為人類創造了文明。有一個說法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別人贊美牛頓,牛頓就說我不過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面。因為牛頓以前就有了從哥白尼到伽利略這些偉大的科學家,都給他準備好了道路,他不過是在別人的肩膀上又進了一步,就提出來了牛頓體系,所以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我們今天的飛機已經可以超音速,可是二戰以前還沒有超音速的飛機,在二戰以前的僅僅40年,才發明了飛機。為什么今天的飛機這么先進,兩個多小時已經可以橫渡大西洋了,也是因為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后的飛機一定會比現在還先進。

      但是農業社會也有一個缺點,就是進步非常緩慢。因為農業社會的生產基本是重復前一年的方式,雖然農業的生產也有進步,但是進步很慢,牛步遲遲,幾十年,幾百年都不見得有什么重大的進步,生產方式沒有改變,所以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就隨之沒有改變。我們看中國歷史上的太平盛世,比如說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一直到現在在媒體上炒得很熱的康乾盛世,我們可以想象,那時的生活基本上是年年重復,除非是碰上天下大亂,否則不會有什么改變。

      可是到了近代就不一樣了,近代是一個科學的社會,是一個工業化的社會,我們的生活日新月異。比如說前些年電視還不普及,至少在中國還不普及,現在電視已經普及了,不但是電視,還有照相機、電腦這些東西都普及了。僅僅是20年前,電腦還只有少數人能用,現在幾乎人人都在用。這一點給近代社會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就是他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進步。

      農業社會的特點在于它的生產是單純的再生產,年年都在重復前一年的東西,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不改變,乃是因為科學技術進步的速度緩慢。可是到了近代,生產方式改變了,科學被廣泛地應用,形成了工業化的社會。較之傳統農業社會的單純再生產,工業化社會的特點是擴大再生產。我們一個工廠年年可以改進,它的生產設備改進了,它的生產流程改進了,它的生產技術也改進了,所以他的生產規模每年都是在原有的規模上再擴大、再提高。所以它是擴大再生產,而不是單純的再生產。我們農業社會的生產乃是簡單地再生產,工業社會的生產則是擴大再生產。擴大再生產的技術就會影響到人類的思想,科學是一個最根本的條件。我們的科學,乃至我們的學術思想是在不斷地進步。十年、八年就有極大的進步,一百、兩百年就是翻天覆地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古代人夢想不到的進步。

      所以我們可以把人類的文明史簡單地分成兩段,一段就是農業社會,是簡單地再生產階段;第二個階段就是近代化的階段,是擴大再生產的階段。擴大再生產的直接結果就是使得人類的科學技術不斷進步,而且與之相適應,人類的思想、意識也不斷地進步,是日新月異地在進步的。近代化和傳統社會的最大不同就在這一點上。近代化大概是從16世紀開始的,16世紀人類的科學開始進步,到了17世紀牛頓的體系完成了第一步,人類科學的發展史的第一個階段就是由牛頓的體系來完成的。從此以后,科學不斷地進步,人類的思想意識也隨之不斷地進步,人類的學術也在不斷地進步,這個進步是古代所不能想象的。比如說古代的學術,像孔孟之道,講仁義道德,這可以一直講到100年前的“中學”都是講這個東西,可是到了現代,我們雖然也還可以講孔孟的仁義之道,但是要放在現代的知識背景上來講,而不是放在古代的知識背景上面來講,這就有了本質的不同。就好像我們研究古代史,我們可以把古代史復活,但是是在現代的基礎上復活古代,而不是簡單地復活古代,這一點是非常顯著的不同。近代化的歷程在西方是從17世紀以后,是在加速度發展,我們現在一年的發展也許相當于從前一百年的發展。

      中國的近代化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我想可以說是從19世紀末算起。那時中國開始接觸到了近代科學。這里附帶說一點,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從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中國的那個時候開始的,我不同意這個見解。我認為明末清初傳教士對于中國的思想進步的貢獻是負面的,近代化的最核心的東西之一(雖然不是唯一的)是近代科學和近代思想,恰好在這一點是中國人自己在19世紀后半葉才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所以我們近代化的起步要比西方晚了三個世紀,因此人們就錯誤地認為我們近代化就要學西學,其實我們要走的實質上乃是近代化的道路,這是全世界共同的道路,不論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不過這條共同道路上,西方比其余的世界(包括中國)先進了一步而已,這是大家共同的道路,不是“西方”的道路,不過是西方早走了一步而已,我們中國人也要走這一條道路,所有的國家都要走這一條道路,近代化道路是所有國家共同的道路。由于歷史條件不同,每個民族當然有各自過去歷史上所形成的特色,但它共同的道路乃是普世的,普遍性終究是第一位的。

      那這樣還有沒有中國的特色?中國當然有中國的特色,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特色,不光是國家、民族有特色,個人也會有特色,這個路程確實各不相同,但是這里只能有一個標準,而不能有雙重或多重標準。假如采用了雙重或多重標準,實際上就是取消了任何標準。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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